在6月13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，食品安全成为被研究部署的重点工作。会议提出“健全食品安全监管体系；严格食品安全监管；严格落实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；加强监管能力建设；完善食品安全政策法规，着力解决违法成本低的问题；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，构建群防群控工作格局”等6大工作任务。
法律界人士认为，从长期来看，食品安全领域的法治建设是重点，但与完善法律法规相比，严格的执法显得更加重要。
针对中国食品安全事件中经济处罚偏低的问题，《中国经营报》记者了解到，业内正在讨论，希望引入欧美国家的天价赔偿制度，以达到威慑强势企业的目的。
不缺法律
面对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的犯罪案件，似乎违法成本低成为了重要原因。于是公众呼吁 “乱世须用重典”，用严刑峻法来保障食品安全。而事实上，仔细研读相关法条，发现并不缺少关于食品安全的标准和法规。
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吴景明介绍，当前有《食品卫生法》《产品质量法》等近20部与食品安全相关的法律，除此之外，国务院及其相关部委制定了近200 部相关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。
上述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构建了我国食品安全的基本法律框架及其基本法律制度 。
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一位领导感叹，如果仅从立法数量来看，中国的食品安全法律是位于世界前列的。
其中特别是2008年6月1日正式实施的《食品安全法》，被法学界称为中国食品安全管理立法的一个“里程碑”。它不但建立了食品生产经营许可制度、食品标签制度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、不安全食品召回制度等制度，还加重了违法行为的惩罚力度。违反《食品安全法》有关规定的经营者，将被处以货值金额5倍以上、10倍以下罚款。
除此之外，该法还规定，造成人身、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，依法承担赔偿责任。生产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，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害，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10倍于价款的赔偿。
而此前，中国有关民事惩罚性赔偿的法律规定，只见于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。该法规定的惩罚性赔偿也仅为双倍。
不仅如此，行政处罚和民事赔偿的力度以及食品安全的刑事责任也在不断加重。
2010年9月15日，最高法院、最高检察院、公安部、司法部（以下称“两高两部”）联合对外公布《通知》，要求严惩危害食品安全犯罪。
《通知》中最引人关注的是，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量刑提出具体要求。对于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累犯、惯犯、共同犯罪中的主犯、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以及销售金额巨大的犯罪分子，要坚决依法严惩，罪当判处死刑的，要坚决依法判处死刑。
2011年2月25日，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（八）中规定，产销问题食品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，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、无期徒刑或者死刑。
至此，在经济犯去死刑化的大背景下，对于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处罚可谓严厉。
执法待严
全方位营造或构建食品安全的希望并没有因此实现，食品安全领域违法犯罪仍处高发态势。仍然发生诸如2010年7月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、2011年3月河南双汇瘦肉精事件、2011年5月山东地沟油事件等等。
即使是面临死刑的严厉处罚，食品安全事故仍然频发。其背后的原因何在？
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认为，现在不是立法的问题，而是执法的问题。现在以《食品安全法》为核心的，食品安全管理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完备。问题是如何执行、落实法律？
从近几年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可以看出：三聚氰胺奶粉、地沟油、毒馒头、瘦肉精，都不是存在一两年时间。为什么没有被查出呢？
刘俊海认为，除了政府地方保护主义因素之外，还存在有关行政部门失职渎职、以权谋私、执法腐败、部门谋利问题。每起食品安全事件的背后基本上都存在着相关职能部门监管不到位、失职渎职甚至贪污受贿的行为。
长期关注食品安全的刘彤海律师认为，当前对于《食品安全法》对行政执法人员渎职行为处分过宽。他经过研究发现，在媒体公开报道的食品安全事件中，仅有对造假人员和企业负责人如何处理的刑事处罚，却未看到对失职渎职的行政执法人员给予刑事处罚。
刘彤海认为，《食品安全法》第九十五条规定的都是行政纪律处分，没有刑事处分的条款。因此，建议修改《食品安全法》第九十五条之规定，将刑事责任引入对行政执法人员渎职行为的处罚。
“现在不仅要严厉打击食品生产经营者，更应该查处监管部门中发生的责任缺失、渎职腐败问题。 ”刘俊海说。
重打还需重赔
用“乱世用重典”来形容食品安全领域的法律威慑并不为过，但相比刑事方面的追责，民事赔偿却显得尴尬。经济法专家、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吴景明认为，民事索赔乏力是导致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的重要原因。
“违法成本其中包含刑事责任、行政处罚和民事赔偿。现在是重打不重赔，一方面行政处罚和刑事打击力度不断增大，另一方面消费者的民事索赔诉讼却举步维艰。这样 一手软、一手硬 的结果，只能是治标不治本。”吴景明说。
除了民事索赔案件立案难的原因外，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不完善也是导致民事索赔乏力的重要原因。
吴景明就认为，美国实施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经验很值得借鉴。惩罚性赔偿不但会使不法商家受到严厉的处罚，还可以鼓励受害人起诉揭露企业的不法行为，能最大限度地遏制食品安全问题的发生。
20世纪初，美国食品安全事件频繁发生。由于侵权企业非常强势，处于弱势的消费者维权艰难。常规的补偿性赔偿难以遏制不法企业侵权行为。
为解决此问题，美国先后颁布一系列法律，规定了惩罚性赔偿制度。巨额的惩罚性赔偿，对食品生产企业发挥了威慑作用。
而在中国惩罚性赔偿制度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。《食品安全法》出台时被认为引入惩罚性赔偿，该法第九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，消费者可以要求食品厂商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（以下简称“十倍赔偿”规定）。
“食品的价格一般不会太高，所以 十倍赔偿 规定是威慑力不足、形式色彩重、实际效果轻。”吴景明说。
“重打的同时，还需重赔，现行法律规定的赔偿额度太低，起不到威慑的效果。”食品产业界人士表示，违法成本除了有严厉的刑事处罚外，还需要能够震慑大型强势食品企业的经济赔偿规定。
2009年6月1日《食品安全法》开始施行以来，全国各地已经出现了多起运用“十倍赔偿”规定成功索赔的案例，比如呼和浩特的消费者3元价款购买的食品，依此条款获得赔偿30元，南京的消费者以11.2元购物价款获得了112元赔偿。
“在当前的司法环境下，消费者常常为了挽回一只鸡的损失，要付出一头牛的代价。”刘俊海感叹道。
相对如此低的赔偿额度，连坐牢杀头的风险都敢冒的不法商人能起到的威慑作用可想而知。
吴景明认为，民事赔偿不仅能激发消费者自觉监督企业，也能使使企业会自觉的改正错误。通过这种方式解决食品安全问题，成本是最低的。
